民族文学

阿昌族春灯是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因，是一个民族作为个性文化群体存在的依据，是联络民族情感的重要纽带。春灯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功能和作用。春灯文化起源于什么时候？灯根从何而来？春灯对阿昌族有何影响，对阿昌族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

一、阿昌族春灯源千远古时期阿昌族的多神崇拜和万物有灵观念

阿昌族春灯源千远古时期阿昌族的“万物有灵”观念及由此产生的传统宗教信仰——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灯神崇拜。万物有灵是阿昌族无数代人沿袭下来的世界观，是他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总的理论，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纲领。阿昌族春灯就起源于远古时期阿昌族的“多神崇拜”“万物有灵”的古老意识。也就是说，灯神崇拜，灯根意识，源于“多神崇拜，万物有灵”的传统观念。

春灯最初属于原始古老的宗教祭祀活动。玩春灯时，点红后的金狮、麒麟，神灵附体，与“接来”的二郎神合力，驱除瘟神灾疫，祭祀寨神、庙神、秋神，表演驱魔撵瘟神，祈福纳祥。舞双狮双麒麟的动作与祭词、祭祀程序相配合，自始至终伴随宗教内容与仪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兽。

根据占卜卦义，玩灯接来二郎神，祭祀寨神庙神、秋神，祭司等人驱魔撵瘟神，自始至终的宗教内容与仪式，祭词、 祭祀程序、表演，单一枯燥。后来为了祈祷了愿，禳灾祛邪，悦神谢神安神，逐步发展丰富，增加狮子头、牛头、虎头、猴头、笑和尚、仙鹤等面具角色，编排入表演巡礼队列，开始增加舞狮、舞麒麟、舞火马、武术表演。

最初阶段的春灯以祭祀为主，庄严肃穆，念祭祀词，开财门，祈求五谷丰豆，六畜兴旺，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形式单调刻板。明末清初，春灯发展中，开始出现台词，按照抄本尝试表演戏剧性质的简单节目，形成戏剧曲艺雏形。其春灯剧目多由传说故事改编而成，不仅有阿昌族本民族的传说故事，还有汉族、白族、傣族、佤族等民族的剧目影子，有的直接移植汉族花灯的一些调子，反映了阿昌族与这些相邻民族，尤其是汉族交往的密切关系。不过，在阿昌族春灯戏剧中，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已逐渐“阿昌化”。无论是剧目内容，还是戏剧表演形式，融入了大量阿昌族传统本土文化的内涵，如宗教精神和祭祀内容，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经验，在戏剧表演中大量体现和表露出来。同时，祭祀颂词、戏剧台词也糅杂着阿昌方言俚语、地方土语和插科打诨、正话反说、双关语、讽刺挖苦等语言。表演唱本与戏剧台词生动诙谐、妙趣横生，贴近阿昌族人民的生活，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发展成为阿昌族民间艺术乡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阿昌族春灯分狮子灯、麒麟灯、火马灯三种类型。除梁河勐科的火马灯、腾冲蛮巷的麒麟灯外，其他均为狮子灯。目前传承保存较好的春灯有十三堂灯，分别为梁河弄坵、关璋、弄别、芒展、沙坡、丙岗、勐科、别董、湾中，腾冲坝角、蛮巷、黑石河，芒市遮告。涉及梁河县、腾冲市、芒市三个县市，七个乡镇。分布在德宏州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九保阿昌族乡、河西乡、芒东镇，芒市江东乡，保山市腾冲市新华乡、蒲川乡。

（一） 阿昌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

阿昌族源于古代的氐羌族群，是我国西北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主要分布在今天甘肃省兰州市以西、青海省西宁市以南的辽阔区域。早在先秦时期，由于部落间的征战，部分羌人族群就开始从西北高原向南迁徙，到汉代人数逐渐增多。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黄河中、上游各民族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民族的大迁徙，导致羌人部落族群再次陆续迁入西南地区，与原有或早先进入西南的夜郎、滇、邛都、白马、嶲、昆明、笮都、冉駹等民族部落长期杂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形成了西南地区的氐羌、濮两大支系民族。到唐初，这两大支系民族仍不断分化，出现了许多不同名号的部落，其中与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有渊源关系的有棘僰、叟、摩沙、爨等。阿昌族作为古老彝语支民族之一，当属其中的一个部族，这时候主要流居在北起金沙江，东至澜沧江上游，西至缅甸克钦邦境内伊洛瓦底江上游的辽阔地带，即古代被称为“寻传”的地区，因而在唐代的文献史书中被称为“寻传蛮” 。

从先秦到唐初，阿昌族先民和西南诸羌民族处在族群的不断演变和分化过程中，其社会生活状况在古代文献中缺乏明确的记载，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简单描述，我们大致了解到西汉时期居住在泪海区域的各民族主要是过着一种游牧生活。唐代末年樊绰所著《蛮书》（又名《云南志》）卷四中对“寻传蛮”则描述：“寻传蛮，阁罗凤所讨定也。俗无丝绵布帛，披波罗皮（虎皮）。跣足，可以践履榛棘。持弓挟矢射豪猪，生食其肉，玫取其两牙，双插髻旁为饰，又条猪皮以系腰。每战斗即以笼子笼头，如兜鍪状。”又说妇女“入山林，采拾虫鱼菜螺舰等归啖食之”。这些记载说明，唐朝时期的“寻传蛮”社会还处于狩猎与采集经济发展阶段，阿昌族先民还主要以狩猎采集等手段来获取生活资料，是一种原始部落的生存状态。

据史料记载，早在两晋前后，阿昌族先民就已经“活动在云龙澜沧江、怒江流域直至高黎贡山以西江心坡一带的广阔地区内”，以大理州云龙县澜沧江流域和怒江流域为主体的地区是阿昌族先民浪峨人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地区，这个区域古籍中称为“古浪峨地”，“浪峨”直译为浪人，即浪人居住之地方。清代董善庆所著《云龙记往》也曾记云龙境内的民族“野夷星居”，并指明“夷有三种，摆夷十之七，阿昌十之二，蒲蛮十之一”，说明阿昌族确实是云龙境内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大约６世纪初，云龙阿昌部落的酋长早慨战胜了蒲蛮部落酋长底弄，成为云龙地区各部落的首领。“地拓民众，众夷皆拱服，岁贡物产以为常。”自此，唐宋时期，云龙成为阿昌族先民主要的居住地之一。

唐天宝年间（742～756年），南诏王阁罗凤西开寻传，置寻传于统治之下，并移西爨白蛮20余万户于滇西。大批移民带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进入寻传之地，客观上促进了寻传地区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改变了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云龙记往· 阿昌传》中说：“往来商贾，有流落为民者，教夷人开田，夷人喇鲁学得其式，此夷有田之始也。”这里说的“夷人”，即指阿昌族。“有田之始”表明云龙地区的阿昌族从这时起开始原始农业生产，逐步进入了农耕时代。 阿昌族种稻历史悠久，农耕稻作文化中培育有优良品种“豪安公”“靠母累”，称誉为“水稻之王”。

阿昌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但是，阿昌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把原始的宗教观念和神话故事，结合“万物的道理”，集体口传创作了一部恢宏的创世神话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史诗包含了宗教、哲学、美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等多方面的科学价值，是我国口述文学中的稀世珍宝。史诗时代，阿昌族在创世神话史诗中塑造的遮帕麻和遮米麻，既是人也是神，是人神合一的化身。在民间宗教信仰中，遮帕麻和遮米麻至今还是阿昌族崇奉的两个最大的善神。狩猎者祈求他们赐予猎物，出外的祈求他们保佑平安，不会生育的祈求他们赐给子女，全体村民参加的祭祀活动，祈求他们保佑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人人平安。史诗中的反面形象腊訇，则是阿昌族民间信仰中一个最大的恶神，如果发生事故和疾病，被“活袍”（阿昌族祭司） 确认是触犯了腊旬，就要杀猪宰羊祭奠，由“活袍”念经禳解。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迁，人们信仰中的神灵也随之发展，在敬仰遮帕麻和遮米麻两个神灵的同时，便出现了阿昌族原始宗教信仰中“万物有灵”的观念，出现了多神崇拜的现象。山有山神，树有树神，石头、水井、庄稼……万事万物都有神灵。在众多神灵中，有善神恶神之分。早期的大石崇拜、冥犬崇拜、大树崇拜、盐婆神崇拜，以及现在还盛行在阿昌族民间的“谷期”崇拜、寨神崇拜、秋神崇拜等等，都是“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具体体现。

“万物有灵”是阿昌族无数代人沿袭下来的世界观，是他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总的理论，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纲领。阿昌族春灯就起源于远古时期阿昌族的“多神崇拜，万物有灵”的古老意识。灯神崇拜，灯根意识，源于“多神崇拜，万物有灵”的传统观念。

春灯的起源，与人类社会的进步，经济文化的发展和阿昌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迁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紧密联系。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是在民间传说、野史、口述传承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明显的依据。经过认真研究和分析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民间传闻，仍然能找到相对应的佐证和一些蛛丝马迹。

（二） 阿昌族是一个具有创世神话史诗的古老民族

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后，推测出远古居民分布的情况：居住在东方的部落人群，被统称为“夷族”，太暤是其中一族的酋长。居住在北方、西方的部落人群，被统称为“狄族”“戎族”，秦汉以后衍化成为匈奴的祖先。其中“犬戎族”自称祖宗是二白犬，当是以犬为图腾。居住在南方的部落人群，被统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在神话时代，黄河中上游的广大地区生活着土方、方、氐羌、羌方、马羌、羌龙、下危人、巴人等部落族群。 阿昌族源于氐羌部落族群。

范文澜先生说：“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在炎黄族神话里说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 阿昌族创世神话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集创世、洪水、旱灾、英雄神话于一体，也惟妙惟肖地记录了洪水故事，对远古洪水灾难的描述更为具体。《遮帕麻和遮米麻》说：神人们过着幸福祥和，安详有序的生活，一天早晨，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大雨下了四十九天，天还不晴。高山被洪水摧崩，深谷被洪水填满，山峰像漂在水中的一只小船。史诗说，导致大洪灾的原因是四方天的天边没有合拢。造天织地的天公地母，开始大战洪水灾害，补天治水。地母遮米麻，抽出三根地筋，将东、西、北三方的天缝补好，才把三方的暴雨止住。南方的天没有地筋来缝，天公遮帕麻就甩着赶山鞭，带领天兵天将前去修补南天。在南天修筑了一道南天门，将南天修补好，南方的暴雨才停止。有这样古老完整的洪水创世神话史诗，充分说明阿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三）阿昌族是一个具有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古老民族

阿昌族相信万物有灵和多神崇拜，与天公遮帕麻、地母遮米麻创世神话有关。

创世神话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中说：天是遮帕麻造的，地是遮米麻织的。遮帕麻带着三十员神将、三十员神兵，带着三千六百只白鹤造天。在手心里捏泥团，用亮闪的银沙造月亮，拿金灿灿的金沙造太阳。造好了太阳、月亮，它们没有放处，遮帕麻用右手扯下左乳房，左乳房变成了太阴山，用左手扯下右乳房，右乳房变成了太阳山。从此，男人没有了乳房。遮帕麻造好了东西南北的天空，造好了星宿山，挥舞赶山鞭，扬鞭打出星辰布满天空。遮米麻摘下喉头当梭子，拔下脸毛织大地，脸上流下的鲜血化成东西南北尤边大海，海洋长满虾、鱼、龟、鳌。从此，女人没有胡须。遮帕麻造就天空，遮米麻织就大地，用的是血肉的躯体。从此，世界才有了依托，万物才有了生机。人们普遍认为世间万物有灵魂附体。因此，阿昌族相信万物有灵。

范文澜先生研究远古部落氏族说：“九黎族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各包括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他们全是兽身人言，吃沙石，铜头铁额，耳上生毛，硬如剑戟，头有角能触人。这大概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又说：炎帝族居住在中部地区。炎帝姓姜，神话里说他牛头人身，大概是牛图腾的氏族。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北方游牧先入中部，与九黎族发生长期部落间冲突，在黄帝族的援助下战胜了九黎族。后来炎黄两族在阪泉（ 据说河北怀来县）发生三次大冲突，黄帝族统率以熊、罴、貔貅、虎为图腾的各部落打败炎帝族，这才初步形成中华民族格局。

古代阿昌先民身背弓弩，手持刀剑长矛，赶着牲畜，从远古的神话中走来。尚武习惯与勤劳性格护佑下，在一次次的部落冲突碰撞与地缘搏杀中，勇悍善斗，以胜利凯歌，抹平悲壮的惨败，周而复始。阿昌族宗教信仰与民族性格反复历练，反复沉淀，在原始发展中又提炼出新图腾，更加崇拜猛兽和代表吉祥的神兽。阿昌族崇尚神灯，侍奉灯神，相信灯根，是对麒麟、狮子、老虎等动物原始图腾自然崇拜的反映。

阿昌族的多神崇拜中，天神、地神最大，以下依次是山神、土神、猎神、河神、水神等，再到猛兽。

１.麒麟。又称“四不像”，原型为糜鹿。出现时间很早，具有现代造型是在清朝。蒲川乡蛮巷春灯是麒麟灯，麒麟头上的角实际就是糜鹿角，表演似打斗场面，有顶挑动作。在阿昌人心目中，麒麟是上通天下通民的瑞兽，是能消灾解难、驱除邪糜、镇宅避煞、催财升迁的吉兽灵兽，代表吉祥、平安、长寿，象征力量。因此，每逢新春舞麒麟，以表对神灵敬畏，也祈求风调雨顺，表达迎祥纳福、国泰民安、人畜兴旺等美好夙愿。

２.雄狮。是百兽之王，体形大，躯体均匀，头额部巨大而圆，眼睛炯炯有神，视觉、嗅觉均很发达，常以伏击方式捕杀其他动物。威武，神圣，激情，张扬，代表吉祥、平安、长寿，象征力量。为祈祷了愿，禳灾祛邪，安神谢神，悦神乐人，春灯顶起狮子头。狮子成为中国人公认的神兽是在明清年间，早期中国神兽是虎和麒麟，并且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狮在中国最有现代意义的造型出现于明清，传播到云南应在“三征麓川”之后，即1449年之后，距现在570多年。近现代舞狮最为流行的地区为广东、福建等地。由于舞狮动作连贯威风，表演较成熟，外在美感优于其他动物造型，因此，阿昌族村寨多采用狮子表演方式。引入的狮子造型与广东、福建狮子完全不同，风格各异。

３.猛虎。是典型的山地林栖动物，多在山林间寻食。虎最精良的攻击武器就是粗壮的牙齿和可伸缩的利爪，攻击手段是咬断猎物脖颈置猎物千死地。捕食时异常凶猛，迅速而果断。象征生命活力。

４.马。春秋战国时代没有将马大量用于战争，争霸范围有限。秦汉之后因马被大量使用，加之社会财富不断积累，战线不断扩大，南至两广，东至大海，北至蒙古高原，西至云贵高原。元明清都体现出“铁骑”的作用和威力，对马的重视无以复加，对马利用到了极致，所取得的统治区域远超以前朝代，军傩戏剧用众多“火马”表现战马场面，说明北方人对马的偏好。劭科灯为“火马灯”，用马作为春灯神及表演道具，马于是在阿昌族春灯里出现。

阿昌族在远古时期，多神崇拜，麒麟、狮、虎等猛兽，最初是单一的，以祭祀的方式出现，后来逐步才顶狮子头、顶麒麟头、顶老虎头，以模仿型表演形式表达图腾崇拜与原始敬畏心理。阿昌族社会至今还普遍流传着相关习俗，人们喜欢佩戴麒麟饰物，佩戴狮牙、狮爪，佩虎牙、虎爪及虎骨等，这是克鬼避邪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传说，阿昌族玩灯，请来的狮子是神兽，是灵兽，狮子皮也是灵验物。过去，每逢寨子里玩灯，都有男女老少去钻过两个狮子搭起来“黄瓜架”的“狮子皮”下，祈求保佑。大人还剪狮子皮来缝在小娃娃衣服上，祈福保佑幼童。特别是有疾病缠身的人，在玩众灯的秋场，村民三五一队钻到狮子皮后，预示着往后的日子里就无疾无病了。这个古老原始的灯神崇拜观念，一直保持不变，尤论狮子灯，还是麒麟灯、火马灯，在所有类型的春灯中也保持着这样的灯神信仰。

二、阿昌族春灯发展中借鉴汉族春灯剧目形成当今阿昌族独特的春灯文化

（一）中原春灯概况

在阿昌族民间，一些地区广泛流传神灯起源千唐朝。传说，唐朝初定，唐太宗李世民十分重视农业发展，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以畜代劳耕作，农业生产效率极大提高，农业丰收，粮食充足，牛马成群，大牲畜为农业的丰收作出了较大贡献。有一天，李世民想要看看水牛，因此，农夫将一头大水牛牵进皇宫里来。李世民在观看时，老水牛在宫廷里屙屎撒尿，便随口说了一旬“瘟咬的”。后来，民间出现了瘟疾，牛马大牲畜死亡，为此，李世民下令，玩灯请上天二郎神来扫瘟神，并亲自扮演老铁子。中原春灯就兴盛起来，从此形成习俗。这种传说是否属实，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从现实玩灯的内容来看，也看不出有多少唐朝时期明显的文化痕迹。

中原汉族地区舞狮历史悠久，汉书·礼乐志第二》中，有“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的记载。三国时，魏人孟康的注释说“象人就是如今（指魏国）扮演鱼、虾、狮子的伎人”。中原汉族地区约在两千多年前就舞狮了。《唐语林》卷五《补遗》记载“王维为太乐丞”，“ 黄狮者非天子不舞也”。以诗画驰名于公卿之间、任太乐丞的王维，因手下伶人搜自舞黄狮子，被免职贬作济州（今山东济宁）司库参军。在当时，狮子舞只有皇帝在场观看才能表演。皇帝不在场表演狮子舞，认为是对皇权和皇帝尊严的挑战或不恭。王维违犯了这个禁忌规矩，所以被贬官。在唐《太平乐》中，有《五方狮子舞》的记载。该舞表演时，由伎人扮演五头颜色不同的狮子，每头狮子由两名戏狮子的狮子郎牵着，手里拿着红拂子逗引狮子，狮子作俯、仰、腾、跃各种动作，同时还有一百四十人高唱着《太平乐》伴舞。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狮子舞表演的鼎盛时期。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西凉伎》 诗中，有“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锁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之语，可以看到舞狮在唐代，从形式到技巧都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中国广大乡村，从北到南，逢年过节及庆典都可以见到乡土中国现实生活中欢快的舞狮表演。狮子在我国各民族心目中为瑞兽，象征着吉祥如意，从而在舞狮活动中寄托着民众消灾除害、求吉纳福的美好意愿。狮子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通过民间艺人不断创造，形成了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舞狮特色，有南狮子、北狮子、广东狮子等不同类型的舞狮风格。

（二） 阿昌族学习借鉴汉族春灯的时代背景

历史上，明朝政府在“三征麓川”后，加强对云南西南地区的冶理，政冶上加强永昌、腾越的政权建设，思想上加强中原文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推进灯文化的传播，是最主要的手段之一。明朝进士、曾任兵部主事的何孟春，在嘉靖时巡抚云南，他研究永昌、腾越的情况后写了一篇有名的改金齿司、腾冲司为府、州的《 改司为州疏》。他在《疏》里详细阐述了原设府时的情况，改司后出现的弊端，建议仍然改设为州。他分析了六点好处，其中第四点说：“凡元宵烟火料丝灯，皆于操处出银五十两制造，永昌所部又遍行科派彝寨。春牛芒神，天下同制，今要多造，分头承奉，分派彝民，各坛祭祀，惟衣冠与祭有胙，今要买补二倍，分送跟官、光棍、牢子等人。今复府治，则此费自绝，其利四也。”

这里讲的“灯”不是“灯笼”，而是要统一制造，用于祭祀的一种灯，就是“狮子灯”“麒麟灯”“火马灯”之类的神灯。“春牛芒神”就是指祭祀神农的“籍田之礼”“八蜡之礼”之类的仪式或节目所用的道具或其他用物。这里的“彝”同“夷”义。“彝”不应指特定的民族，而是泛指当地各少数民族，这种用法在其他篇目中也有。从以上“疏文”中可以看出，明朝时期，政府重视祭祀，统一安排部署，并具体指导祭祀活动，灯与祭祀有直接的关系。《疏》是国家高级官员写给皇帝的奏章，建议执行的事情，一旦皇帝批准执行，可想而知它执行力度有多大。春灯神灯就是这样逐步传播推广的。腾越边地好多汉族寨子也流传玩灯的习俗，原因就在此。

明朝在云南经过平缅、三征麓川之后，进一步控制了滇西南地区，但是存在残酷剥削和压迫当地各民族百姓的问题。何孟春《改司为州疏》记载，宣德、正统年间，曾有“典马典军费以万计”“白米马料等户，无日不征。加以跟官小人，百样生事害人，积棍一时，纵横取索，椎髓剥肉，倡言不恤，彝民怕死，不敢不从”“ 环城万里之彝民，十亡八九”。成化、弘治初时，“二三百里之彝民亦减六七。所不能逃者，赤身裸体，食草锄山，气息奄奄，死亡无数”。边疆战乱导致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社会矛盾突出，民不聊生，盗贼成群。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嘉靖“十三年，增设永昌府抚彝同知，驻腾越”。在腾越州，明朝时任过抚彝同知者，有史可查的就有十几人。朝廷派驻边陲官员都是内地汉族官员，有水平有能力推动春灯剧目创作。

阿昌族世居地区皆属永昌、腾越管辖区域。由于明清两朝重视春灯推广，对阿昌族神灯意识影响很大。春灯戏剧表演多选用汉语言，而非阿昌语，推广有一定难度。因为“阿昌不通汉语，不晓中原事物，汉朝亦不知情”。通过“春灯”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教化阿昌族通汉语，晓中原之事物，这样的选择比开展文字教育要简单实用得多，效果还好。

（三） 阿昌族学习借鉴汉族灯文化的时间背景

阿昌族学习借鉴移植汉族春灯文化的时间，大致是清初从康熙中后期开始的，是以民间的方式，逐步学习借鉴和移植的。梁河阿昌族春灯传播借鉴学习，兴起时间具体考证是从宋哈开始的，然后又传至弄垢。同时，宋哈灯传至界端再传到弄别。这种流传方式是特别的，有专家认为似乎是经过策划而实施的。因当时还有傣族、德昂族、傈僳族、佤族等族群，这些少数民族都不玩灯，只有阿昌族玩灯，究其原因是阿昌族有灯神崇拜习俗，容易接受汉族春灯文化影响。

从各自追根溯源情况看，阿昌族春灯起源，有先有后，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传入时间相差不大。弄坵梁姓阿昌人原在平山欧家山，迁至弄垢已有15代人， 按20年至25年一代人计算， 有300年至375年历史。弄坵是古老阿昌族村寨，原来以郎姓氏为主的族群也有灯神崇拜，学习移植汉族春灯剧目，是弄坵梁姓到弄坵后的事情，随后又传入关璋融入关璋灯神，再传入其他地方。春灯文化的普及始终是以神的旨意而推行，但神的背后是人在操纵。听说有的寨子玩灯，是因别寨来玩灯，打击响器丢失在本寨，后出现猪死牛死马遭瘟的情况，于是看卦看占卜问究竟。看卦人说因玩灯的打击响器丢失在本寨，瘟神找上门来，只有灯神能扫除瘟神，灯神就此生根了。

阿昌族春灯十三堂灯都在近两三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程度地借鉴和移植了汉族灯的部分剧目和内容。在表演过程中配有阿昌族独有的鼓点，行走时鼓点悠然自得。演出时欢快流畅，精神振奋，感染周围民众。每至年未岁初，鼓锣钹洪亮的声音，在阿昌村寨回荡。春灯唱腔演唱像一丝春风，穿过村寨，传递到阿昌山寨的每一个角落。又是一年玩灯时，有灯根的村子，总管忙前忙后，献灯神，配道具，排练节目，一遍一遍地练，四句手了解祝词对象，将台词说得精准无误。锣鼓手安排着器乐的先后顺序，一遍遍试着鼓点节奏，分析鼓点的轻重缓急，将打击乐推到极致。

（四） 学习借鉴移植的主要剧目和内容

１.纸扎道具。狮头、麒麟头、火马、排灯、枪灯、虎牛头、猴脸壳、笑和尚头、灯笼、毛照德帽子等，这些都是在腾越统一制作的。道具都是统一的尺寸，统一的颜色，统一的式样。此前阿昌族使用的道具是何样，现在无法考证。只是在很少寨子的春灯，自己制作竹麻道具，竹麻做老铁子的胡须、老铁子披的竹麻蓑衣、小老虎披的竹麻虎皮。2002年关璋春灯《大仙下凡》，曹先仁扮演大仙的胡子，曹连清扮演《使春牛》老铁子披的蓑衣， 都是他们手工制作的苎麻道具。

２.剧目。《使春牛》、《卖春牛》、《大仙下凡》、《火马仙姑》，这些剧目都是阿昌族在春灯中保留的比较古老的剧目。其他汉族村寨的春灯不玩这几出剧目。以此判断这些剧目是阿昌族传统剧目，或者说可能是特地为阿昌族创编的剧目。春灯折子戏《使春牛》是阿昌族古本，主干核心都是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祭田公地母，祭天地三界，都是农耕历史文化，都是农业生产知识与社会生活经验，都是原始古老观念，非常有民俗价值。后来加入赌鬼来赌田地，小偷来偷犁等内容，体现了后期现代社会人的世俗观念。

《茶山调》、《探干妹》、《十大姐》是春灯形成之后，由花灯戏移植学习引入。《补瓷缸调》是安徽、河南一带的地方戏曲。除此以外春灯几十个其他剧目，十几个主要曲调，同样是春灯形成之后，阿昌族学习借鉴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移植借鉴加入春灯的。汉族文化思想内容明显，那些突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商人工匠、男女情爱等内容的折子戏，明显与原来严肃的阿昌族有灯神护佑的玩灯风格不同，充满社会教育、市井世俗与娱乐性内容，都是后期逐渐学习和借鉴外来台本曲调剧目。花灯调、清戏是新中国建立后移植传播过来，学习借鉴的。阿昌族在原有灯神崇拜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和移植汉族春灯文化形成了当今阿昌族独特的春灯文化。

阿昌族众多历史文献均有犬崇拜和祭犬习俗记载。阿昌族传统文化对犬比较尊敬，刚开始有人说《使春牛》中大黄狗是嘴莱莱，有让它吃鸡屎鸡毛鸡屁股台词，不合乎情理，也与阿昌族传统历史文化根脉中犬图腾文化观念不是一脉相承。后来调查确认，嘴莱莱是那个被杀掉的小老虎。这次春灯项目课题组调查研究遇见许多此类含糊其词、混淆不清的情况。项目调查研究也是一次大规模梳理学习，把一些错误混乱的文化认识，尽力整理清楚，正确传承下去。

三、阿昌族春灯体现的主要文化价值

春灯文化对阿昌族经济发展，商贸流通，文化进步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从阿昌神灯的内容、语言和表演形式等多方面来考察分析，神灯文化在阿昌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文化价值极其珍贵，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春灯文化影响着阿昌族汉文化启蒙，促进教育的起步和发展

阿昌族是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接受汉族灯文化，首先是学习汉语，精通汉语才能了解剧情，理解其含义，然后要背诵大量台词，学唱各种调子，耍狮子，讲四句，排练各种节目，与更多的汉家读书人接触和交往。从18世纪后期，阿昌族开始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认为文化是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强盛的根本所在，因此开始培养读书人。具体由一个家族排选一个后生去读书，由家族共同供养抬垫私塾费用，从此阿昌族村寨有了一批识字人。到19世纪40年代阿昌族村寨开始办私塾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政府在阿昌族村寨建了多所学校，真正迎来了阿昌族文化教育的大发展。与汉民族杂居的周边社会环境，为学习汉族先进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汉文化意识得到启蒙。

（二）接受中原文化，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

阿昌族地区，地处边地，自古多战乱。元明清远征缅甸的历史，记忆犹新。特别是明正统年间，朝廷命兵部尚书王骥“三征麓川”，滇西南虽然平定，但是文化的分歧、思想意识的分歧依然存在，还隐藏着不稳定因素。为长治久安，在政治上要加强政权建设，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统治，军事上要进一步加强边关要塞的防御建设，在思想意识上要加强用文化、宗教、习俗等各种不同方式进行长期的教化和提升，在经济上要帮助发展生产，最终实现长治久安。神灯文化在阿昌族地方的传播和推广就是这个伟大战略背景的构想之一，在阿昌族地区具体体现的特殊个案。

阿昌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 云龙漕涧土司、 茶山土司、 里麻土司、腾冲瓦甸土司、明光左氏土司是阿昌族明清时期的杰出代表，戍边守隘，保家卫国，充满家国情怀。作为一个拥护朝廷的民族，自然就成了朝廷首先恩泽宠信和教化同化的对象。我们认为，春灯文化的传播与推广，也是这个教化战略构想的具体实施方案之一。

通过教化阿昌族接受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各民族友好相处，共同抵御外敌侵略。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一是传授推广狮子神灯文化；二是“赐姓”；三是“讨夷婆变夷人说”的广泛传播。因此神灯文化的传播推广，潜移默化，这种教化文化形态，是比武化奴化手段高明的意识形态，是改造和提升阿昌族的最佳手段和方法。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教化，达到了预期目的。

（三）春灯文化传播，促进了阿昌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阿昌族社会的文化进步

明朝统一云南时期，阿昌族的社会形态、生产生活状态极不平衡，滇西腾越州范围的阿昌族大多数处于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腾越州志》记载：“阿昌，一名娥昌。耐寒畏暑，喜燥恶湿，好居高山，刀耕火种”，“时云南恶昌、多兴、罗罗诸夷皆叛，杀掠使者，州郡莫能治。遂以兵讨之，剿其众”。蒙古副都元帅张万家奴领兵剿灭，“惟阿昌枕山栖谷，以便刀耕火种也”。（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从史料中可以看出，阿昌族在元朝和明朝中后期，生产方式还不发达，甚至很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基本处于刀耕火种和畜牧狩猎的生产方式。从明中后期到明末清初，阿昌人逐步转向以农耕为主，开田种地，逐步摆脱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一历史性进步，与神灯文化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阿昌族春灯《使春牛》《挑茶桶》这类节目的内容，都是表现从事农耕和商贸的，从侧面反映阿昌族农耕文明与“善孽畜佃种，又善商贾”的历史影子。

在历史上，阿昌族乃至整个云南的少数民族，除少部分稍先进的坝区外，大部分地区经济落后，文化落后，习俗古朴。《元史列传》的《赛典赤·瞻思丁子纳速剌丁·忽辛附》中记载：“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秔（音，精。粳的繁写）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可窥见当时云南少数民族的大概情况。春灯有好些节目的唱词调子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礼义、交友、爱情、婚姻、娱乐、劳动、建设等各方面，在唱词和节目台词中，有大量国学经典内容，在当时是高水平的。通过演唱传播这些经典，从思想意识上初步打下了作为中华文化精华的国学基础，使民众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激发了学习汉文化的热情。正因为如此，阿昌族作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在旧社会就有一些学习汉文的读书人。可见阿昌族十三堂灯，对阿昌族现代文化启蒙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助推作用。

（四）春灯促进了阿昌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融合

春灯《大仙下凡》、《 使春牛》、《杂耍花灯》节目中，大仙、老铁子、土地和剧中其他人的独白、对白台词中，有很多移风易俗的经典内容。“三十晚上要献饭，初一早起供大斋”，“老土本是我，在庙中受香火，人家的小猪小鸡打失了，元宝纸火烧给我，三牲酒礼不短少，酱缸大的圆饭抬来献给我”，“祭天祭地”“祭祀寨神”“祭祀祖灵”等等，这些移风易俗的礼仪习俗经典语言，在玩灯过程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重复了几十年几百年，所以三十晚上献饭，正月初一早上供斋，红白喜事到寨神庙里献饭等，这些古老习俗就成了阿昌族根深蒂固和自觉执行的民族标志性的风俗习惯了。阿昌族人在玩灯的过程中，与汉族交往，特别是和读书人交往，与汉族玩灯的寨子互相交流学习借鉴。由于中华文化同源，心灵的融合，感情的融合，最终各民族大融合，达到民族大团结，社区和谐、边疆稳定的积极效果。

（五）春灯文化丰富了阿昌族村寨的文化娱乐活动

春灯是神灯，以敬畏之心玩灯，取悦灯神也是愉悦众生。在玩灯过程之中，客观上也是开展和推动农村文化娱乐活动，有益于丰富农村业余文化生活。玩灯的时候都要通知自己的亲友来看灯，一起欢度新春佳节。因此不论哪个寨子玩灯，玩灯村寨都是人声鼎沸，充满欢声笑语，喜气洋洋，有利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有灯就有秋，乡村每年要立秋，玩灯就要祭祀秋神、参秋。用民俗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春灯功不可没。使秋、荡秋千，是青少年最喜欢的民俗文娱活动，春节期间青少年有文娱活动的场地，为年关的社会和谐、村寨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促进农村文化发展的最佳平台。

四、留住灯根，春灯要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一）春灯文化要世代弘扬传承发展下去

春灯文化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反映，它反映了阿昌族先人群体对超自然力的用神灵信仰及崇拜，是阿昌族人学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 融入祖国大家庭的见证，是阿昌族人从游牧、狩猎、刀耕火种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向农耕民族的重要催化剂。我们不能忘记这一段历史和这些人文遗产，建议政府重视保护春灯传承，开办春灯传习培训班，扶持春灯文化传承工作。要教育子孙后代努力学习传统文化，努力发展经济，各民族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边防巩固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赋予时代新内容

阿昌族春灯神灯古老的对白、独白、唱腔、唱词体现了作者、编导与扮演者即兴创作的能力和意图，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对学习和研究社会历史文化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当今时代的新内容，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艺术创新上，再来一个大的提升。

（三）艺术表演方面还要借助新技术进一步打造和提升

春灯是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活动，玩灯是广交朋友、迎接八方宾客的最佳方式。当今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相当快速，新媒体视频已经家喻户晓，为我们学习文化艺术提供了便利条件，也对我们的艺术表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剧目内容、扮演角色、表演水平与当今的时代发展要求不适应，因此要努力打造和提升表演艺术水平。

（四）道具要进一步提升

春灯神灯为阿昌族社会的发展进步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和今后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意义不可估量，现实的锣鼓器乐、纸扎道具、音响用物不齐，影响艺术水平与表演层次提高。希望各地政府给予适当的资金扶持，在打击乐、纸扎、服装、音响设备等方面作适度的帮扶提升。

阿昌族春灯神灯的起源发展、社会文化价值，体现在各方面，具有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研究价值。春灯作为阿昌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对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阿昌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