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

内容提要：两汉至初唐，阿昌族先民是澜沧江、沘江并流地区的主体民族。曾有一支叫“摆夷”的白族先民在古云龙地区繁衍生息，但在与同一地域的阿昌先民发生冲突，摆夷在冲突中败北，之后阿昌族先民再次战胜“蒲蛮”，成为古云龙地区“各部落岁贡为常"的强大部落，成为诺邓盐井的最初开发者；“比苏”是洱海地区较为先进的白蛮对未定命名的阿昌族先民的称谓，因为这一区域有战略资源--盐。

南宋之后，白蛮迅速掘起强盛，阿昌族被迫放弃诺邓盐井，并再而放弃古浪峨地区。诺邓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系于公元863年（唐）记入《蛮书》至今没有更名的村落。因为这个村现在的居民全部为白族，故一直认为此盐井为白族先民所开发。“阿昌族先民最先开发诺邓”的观点已有学者提出过，其论点主要是从阿昌族“盐娑”神的传说中猜测。 除此之外没有太多有说服力的论据。所以没有引起重视，去年，笔者到兔峨若柔村寨釆访，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同时，通过对民族学者研究资料的整理，认为“阿昌族先民最先开发诺邓”的命题是成立的。事实上，谁最先开发诺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族的融合、迁徙与演进过程中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佐证了我们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渊源。

一、“两汉”至南诏前期，沘江流域的族群。

1.1 “两汉”至南诏前期，“白蛮”及其先民不是澜沧江、沘江并流地区的主体族群。

诺邓盐井最早开发的证据出现在公元863年，一般认为这一区域的盐业开发是从汉代开始的，理由是西汉元封2年（公元前109年）在这一区域设置“比苏”县，以“比苏部落”名称命名，白语意为“盐人县”。但是，在两汉时期，古云龙地区除了没有“摆夷”这支白族先民外，没有其他白蛮的有力证据。在从汉代到唐南诏近千年时间，诺邓这一区域其时这一地区还处于原始公社后期至奴隶制部落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地区，当时的白蛮主要聚居的地区是在滇池及洱海周边地区，这在有限的史料上是有记载的。《南诏史论丛选辑》《从考古资料看白族的源流》田怀清“隋唐时期的白族先民为‘河蛮’ ‘白蛮’。据唐·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记载: “其西洱河从嶲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誕。言语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又述：《西洱河风土记》是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梁建方出兵到西洱河时亲眼目睹的记录,材料真实可靠。此文虽然仅有300余字,但准确的记载了唐代早期“河蛮”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河蛮’是定居从事农耕的部落,不是随畜迁徙的部落。‘自云其先本汉人’是自汉晋以来,吸收了大量的先进汉文化和中原王朝派遣到洱海地区的汉官、移民，长期与当地土著通婚、融合，‘变服从其俗’的结果”。

1.2 两汉后期至唐南诏时期，古云龙地区澜沧江、沘江并流地区的居民是“嶲”和“昆明族”。

谢道辛在《南诏史论丛选辑·云龙摆夷考》中述：“云龙汉时为比苏县,地处同师、叶榆之间、在这段记载的地域之内,所以云龙境内最早的民族是“嶲”、昆明。1978年在云龙曾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时间约在汉初,器型上多刻有马的图案,这显然为北方民族的文化特征,即氏羌民族系统的遗物,这和司马迁的记载是完全可以相印证的。云龙境内的阿昌、傈僳、罗舞、白都是同出于氏羌系统的民族（注：史学者多数认可白族起源的融合说）,除罗舞以外,他们应是云龙最早的土著居民。其中阿昌,据《云龙记往》记载曾在演沧江流域一带建立了强大的部落,明初被白人段保所取代”。所以白族先民在两汉及南北朝时期没有大量进入这一地区，也就不可能最先开发这里的盐井。

1.3 这一时期，阿昌族先民“寻传蛮”尚未从“嶲”和“昆明族”中分化出来 ，而白族先民“白蛮”“白人”则已经分化为一个独立的族群。

尤中《先秦时期西南三国史述略》：“《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滇国未降汉之前,‘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有‘嶲’、‘昆明’共同杂居。所说的嶲’亦即‘叟’。在桐师(今保山)至叶榆(今大理州)之间的山区和半山区,同样除昆明族之外,还有“嶲族”。阿昌族先民““寻传蛮”就是从“嶲”中分化出来的。

二、古云龙地区民族冲突结果是阿昌族先民成为这一地区主人。

西汉至唐前期，确有两支民族先民在今云龙境内澜沧江繁衍生息，但被阿昌族先民战败。清代《江外野史》记载在今云龙境内澜沧江、沘江并流地区的民族兼并战争也佐证唐之前阿昌族先民是这一区域的主人，理所应当也是诺邓盐井的主人。除正史外，野史和传说也可以找到佐证。

2.1 阿昌与摆夷的战争。

清康熙年间民间文史学者董善庆收集编著的《江外野史》、后经乾隆年间云龙知州王凤文修订的《云龙记往》中的《摆夷传》讲了这段历史。野史讲述的是东周时期（应为汉唐时期），今云龙境内澜沧江两岸摆夷（实际应为白夷）、阿昌、蒲蛮先民的冲突。摆夷并非傣族，谢道辛在《南诏史论丛选辑.云龙摆夷考》中论证了《云龙记往》中的“摆夷”就是白族先民。白族先民有过父子连名的制度，王元辅在《南诏史论丛选辑.南诏和白族的几个问题》:“关于父子连名制不单是乌蛮或彝族独有的文化特征这一点,前人多有论述,如徐嘉瑞先生,陈碧笙先生都列举过许多材料说明过，他们引用了石钟健《滇西考古报告》中的故处士(名佚,字安士)墓碑的连名,又范义田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中的喜洲杨姓家谱的连名,又吴乾就在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上载的《三论父子连名制》里搜集到的白族父子连名制史料二件,一是《善士杨胜墓志并铭》,一是《龙关赵氏族谱叙》中祖孙三世的父子连名制。又大理国段氏、高氏的父子连名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这里不再繁引。这里补充的是:剑川沙溪沙登南诏丰佑天启十一年的石雕题记里,有造像人张傍龙两代人的父子连名制为傍龙,子名龙庆、龙君、龙安、龙千”。云龙摆夷的传承是：始祖：结妈与固固--阿苗（鹅毛山扎寨）--苗南、苗丹、苗委、苗（跖寨）--苗丹--丹戛、丹梯、丹坞、丹邓、丹讲，三姐--丹戛----戛邓----屏喇----喇乌，被阿昌族人祝洞杀。之后剩下阿昌和蒲蛮（布朗、崩龙族先民）两大部族，他们各立酋长，不相属统。

2.2 阿昌族与蒲蛮的战争。

王元辅在《南诏史论丛选辑.南诏和白族的几个问题》述“苞满，《史记·司马相如传》说,西汉武帝灭滇国之前,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之时,‘定祚存邛,略斯榆,举苞满’。‘苞满’是一种少数民族,是当时滇国境内的一种少数民族,其分布区域近斯榆。斯榆即叶榆,乃今大理、洱源等地。直到清朝时期,今云龙县境内仍有‘蒲蛮’。盖即原滇国境内近斯榆的苞满的后裔。‘苞满”亦称’蒲曼‘,属孟高棉语族的民族群体”。至今云龙诺邓石仍有地名叫“蒲蛮田”、旧州仍有地名叫“蒲甸”。阿昌族传到早慨时，阿昌族与蒲蛮矛盾冲突暴发大战，最终早慨率众人杀了底弄，夷人心悦诚服，一致推举早慨为总酋长。之后各部落酋长每年都要给早慨上交一定的贡物并形成了惯例。“寻传蛮”以“早概”为总酋长在云龙境内澜沧江西岸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古阿昌族部落从汉唐时期开始在云龙境内澜沧江西岸强盛持续到元末，统治达七百多年。

三、东汉永昌郡太守郑纯规定各个部落和邑豪每年只向官府交纳“贯头衣二领、盐一斛”，这个盐主要来自云龙。

3.1 东汉永平十年明帝设益州西部督尉府。统辖云南、叶榆、邪龙、比苏（今云龙，汉属益州郡）、 嶲唐、不韦（今保山隆阳区）六县，并委任郑纯为益州西部督尉，郑纯来到嶲唐任职不外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东汉王朝开辟疆域，二是巩固蜀—身毒这条国际大通道。尊重民族习惯，抚慰一些落后民族，并向他们传授一些先进的生产技能。《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记载，当地哀牢人、僚、濮族“感慕、皆献土珍，颂美德”，共有77个“邑王”纷纷要求归附。这77个“邑王”可能就包括“比苏”。

3.2 东汉永平12年设置“永昌郡”。郑纯为太守。辖云南、叶榆、邪龙、比苏、 嶲唐、不韦、博南、哀牢八县。郑纯规定了各个部落和邑豪村社每年只向官府交纳“贯头衣二领、盐一斛”。笔者到1991年还协调过云龙与保山的盐-糖易货贸易，云龙盐自古就主供保山和腾冲和缅北地区到明代时，甚至纳入封建王朝的指令性计划。

四、“比苏部落”是汉代洱海地区较为先进的“白蛮”对古云龙这一产盐地区部落的称呼，“比苏”与“白蛮”不是一个部落。

 “比苏”（白语“比”为盐的意思）是寻传蛮先民是一个部落，因为这一地区产盐，所以“比苏部落”是洱海地区较为先进的“白蛮”对这一产盐地区部落的称呼，可能是两汉时期的汉族和白蛮先民统治阶层对云龙地区“寻传蛮”一个产盐部落的一个称谓。王元辅在《南诏和白族的几个问题》中提到“自秦开五尺道,汉设郡县于云南以后,中原文化对云南各族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唐以后,南诏统治集团和文人们由于和唐王朝频繁的接触,较好地学习了汉文。因此,他们为文作诗时使用的大多是汉文,至于郑回等被掳到南诏的汉文人们则更不必说了。他们就是产生《南诏德化碑》等可以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诗文的基础。但是,即使是这些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上层,在他们的文字中也不免露出当时肯定在民间流行的白文的痕迹。如《玉溪编事》里记了骠信寻阅劝诗,其中有“自我居震旦”和“元昶同一心”等句,又清平官赵叔达诗:“法驾避星回,波罗毗勇猜,河阔冰难合,地暖梅先开。下令俚柔洽,献琛弄栋来,愿将不才质,千载待游台。”其中,谓“天子”为“震旦”,谓“联”曰“元"，谓“卿”旧“昶", “虎”为“波罗", “马”为“毗勇", "百姓"为“俚柔”,显然使用了汉字记白音的白文”。说明当汉武帝征服洱海周边地区后，按照古白族语的习惯，将这一地区称做“盐人县”，恰恰就是处于滇池和洱海地区的征服和被征服者对古云龙地区盐资源的一种觊觎。同时也说明，在这一地区的民族，并未按当时的习惯认定（事实上两汉时期寻传蛮还没有被认定）,所以才用“盐人”作这一称谓来命名寻传蛮产盐的这一部落。

五、白蛮在唐代之后才开始从洱海周边大量进入古云龙地区。

 5.1 到了唐南诏时期，阿昌族先民“寻传蛮”进入官方史书，“寻传蛮”已从“叟”和“昆明族”中分化出来，其主体部份的居住在恩梅开江以东的古浪峨地区，云龙诺邓就处于这一地区，说明从西汉到唐朝的近千年时间里，“寻传蛮”及先民一直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渐渐发展壮大。直到公元863年“诺邓”记入《蛮书》时，才开始有白蛮族群大量迁入古云龙地区的记载。史料表明，白蛮是在唐代之后才开始大理进入古云龙地区的，特别是宋大理国建立之后，“云龙赕”作为一个地名出现，白蛮开始大量进入，到元、明时达到鼎盛。阿昌族先民因文明差距与保守封闭，逐渐失势。大约在宋代，云龙五井的盐资源为白族占有，阿昌族人被迫向西移动。赵橹先生在《略论阿昌族的“盐娑”神》这篇文章当中也谈到这个观点。

六、自称为“若邓”的兰坪县兔峨乡若柔人是古阿昌族的一支，可能是他们最早开发了诺邓盐井。

6.1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的兔峨乡位云龙县表村乡以北的澜沧江边，历史上云龙表村五个村委会与兔峨的七个村委会被称为“浪宋十二寨”。这一地区是阿昌族先民古浪宋人部落的一部分。1990年。泸水县李道生先生等一行对若柔人的民族社会历史作了调查，用大量的事实佐证了兰坪兔峨若柔语与泸水县浪速语、缅甸片马的茶山族语言基本上是相通的，只是过别音调和词语上有一些差异，语法也是“主－宾－谓”结构。他们对若柔人来源的调查的第一个观点是若柔人认为他们来自十二关。在明清时期，今云龙怒山（俗称三崇山、漕涧梁子）以东，就是云龙十二里，里：相当于今天的一个乡。若柔人来自云龙十二里，与被迫放弃井盐开发应该有关。这一区域从汉代开始开发井盐，到明代己发展成八大盐井。 外人称若柔人为“若邓”，若柔也自称“若邓”，其三弦曲《若邓》是舒发该民族先民在狩猎和农耕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及与以及对自然万物生灵的崇敬。1993年兰坪县文联施中林在兰坪县兔峨乡若柔人聚居地，碧鸡岚村采访，对若柔人的三弦曲调《若邓》，作了这样的介绍：弦音间夹寄着似有空谷传音的依依恋境......深沉而粗重的既有叹息，又有生情的迷蒙之音。可能表达的就是被迫放弃“诺邓”，以及怀念“诺邓”的一种复杂心情。民族学界有人一直怀凝若柔人是古阿昌族人后裔，是唐宋时代沘江流域强势民族为阿昌族先民。

6.2 明嘉靖年间，时任云龙州土官段表章昵其妾，正室兰州土司大小姐罗氏赌气，携其子归兰州母家，段表章本以为罗氏会念及几年的夫妻情义回到自己身边，因而将浪宋十二寨中的七个寨（现兔峨七个村）划给她作为养赡庄，不料罗氏情断意绝，一直就没有回去婆家，浪宋十二寨中七寨从此留在兰州。明代以后，云龙阿昌族逐步南迁，若柔人因兑现世代供养兰州大小姐及后人的承诺而未迁徙。在奴隶制社会人身依附关系下，这种情形是会出现的。

6.3 杨浚《南诏与阿昌文化》124页“若柔人的祖先,最早居住在大理洱源县，后来由于战乱的影响,被迫从洱源迁移到云龙十二关一带,过了若干代人后又从十二关迁移到兰坪县的拉古、欧鲁普一带。在几经周折之后,最后才到澜沧江河谷的兔峨一带定居下来,直到今天”。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从地名命名习惯上，白族没有直接用动物来命名地名的习惯。比如，没有听说过哪个地方叫狐狸老虎、或者马鹿，有叫“狐狸坪”的，但是没有叫“狐狸”的。所以，把“诺邓”这个地名按白语音译为“老虎”是不可思意的。

 综上所述，“比苏”部落在两汉时为“叟”和“昆明族”中的一支，这支人到唐代演变为寻传蛮，即阿昌族先民，是阿昌族先民在未定名时，被洱海地区“白蛮”称为“比苏”部落最早开发了诺邓。这也是比苏部落后来在史籍中消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