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

一、从古老民俗的延伸，探寻春灯源流、作用和改进

阿昌族玩灯从哪一年开始？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困难。历史上云南处在“蛮夷之地，化外之邦”，对少数民族历史记录非常有限，文献记录不完整。是不是对灯文化就无从查考呢？非也。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消亡都与周边的环境和社会进程有关，与社会劳动生产和生活相关，只要认真加以分析和归纳，还是可以破解的。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历史文化风俗是离不开社会劳动生产和生活的。其次，每一种文化表现都有一定的标志物。其三，内容离不开时代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借鉴。这是我们探究灯文化的一个基本方向。

《蛮书》“蛮夷风俗”：“唯头囊特异耳”“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壶卢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每饮酒欲阑，即起前席奉觞相劝。有性所不能者，乃至起前席扼腕的颡，或挽或推，情礼之中，以此为重”。年轻人走村串户唱山歌，谈情说爱，族中制酒、喝酒形成独特的风俗习惯，族人宴乐相请，帷幄追欢。这里查找到“唯头囊特异耳”族群最早的春节民俗活动。

这是公元9世纪前后蛮夷生活和娱乐方式的真实写照，与今天风俗习惯有关联。“唯头囊特异耳”，包头非常特殊，梁河阿昌族妇女有高包头，包头高41.7厘米(两拃半)，长417厘米，与“唯头囊特异耳”高度一致。外村未婚青年到村子，夜间火塘对歌，村村如此，这种谈情说爱方式本民族中通用，与《蛮书》记载风俗相同。1958年《阿昌族社会历史调查》记录阿昌族有葫芦和三月箫就是“壶卢笙”的延续。腾冲市大小蒲川地区、梁河农村妇女大多善于酿酒。春节到亲戚家拜年吃春客，宴席美酒，村村如此。在调查中得知，大坪子、关璋、弄坵、上下弄别、丙岗、芒展、沙坡、湾中等村有“烧人场“烧人洼”地名，从前是焚烧尸体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仍然有人在“烧人场”火化，弄坵、弄别、湾中曾经挖出陶罐及残片，从侧面印证了春灯原型来自南诏后裔古民俗。

阿昌族灯文化起源于南诏时期，南诏后将这一文化现象带入大理。据《蛮书》载:“每年十一月一日，盛会客，造酒醴，杀牛羊，亲族邻里更相宴乐,三月内作乐相庆，惟务追欢。户外必设桃茢，如岁旦然。改年即用建寅之月。此俗原本是庆贺年成丰收的节日，后演化成到各家要说上几句好话，祝福一年丰收，一家人平安事顺，发财长旺，于是产生了“说四句”雏型。未知何时出现“牛死马遭瘋”、民众家财惨损，“惟务追欢”的活动加人了猛虎、毒蛇形象，人顶着虎形、蛇形图案的兽皮，送鬼神的诵师念着“啦嘎”(祭司诵辞)蒋瘟疫送往远方，由此产生春灯祭祀的雏形。

南昭消亡、这一习俗随之迁徙，带到了梁河，带到了腾冲蒲川。在若于世纪中，此习俗依然如故。新文化新思想的到来，使这些只有自己认同的旧俗，难以满是时代的需要，于是有人认真修改，借助鬼神观念，将各村寨的灯根附与狼神、猎神、马神与灯神相结合。阿昌人“活袍”的“啦嘎”外人听不动，借鉴改为汉语言的戏曲。过于陈旧单一的道具，重新改进增加了观赏性。至此，春灯就成了阿昌族生活中的一部分。春灯剧目的选择和创作用尽心思，唱词采用了阿昌族的习惯语言。早期驱除瘟疫采用的刀枪剑戟、军旗战鼓，结合兽中之王雄狮猛虎、驱除瘟疫的咒语变为“四句”；将其“灶客脚”“卡裆”“盐霜树”“撇索”“扁帕”“尖担”“波锣”等乡土语言自然而然录人戏中，使其更具地域性和民族性。

8世纪前后阿昌族来到怒江以西，仍然保留了驱散瘟疫的民俗。我们到春灯村寨采访也证实此活动是针对驱除“牛死马遭瘟”进行的“了愿灯”。

元朝年间罂粟从缅甸传入德宏，梁河东山梁子的平山、小厂、大厂、杞木寨一带成为“云士”产地。明朝“三征麓川”之后，汉族移民大量迁入腾冲坝，改变了“夷多汉少”的人口状况。公元1450年之后社会逐渐稳定，“云土”流入腾冲，产生商机。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明朝中后期汉族迁入梁河东山梁子与阿昌族互为乡邻，并逐渐垄断控制罂粟的种植加工销售。

明清之际，汉族、满族来到怒江以西的地方，他们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戏曲”，戏曲的傩戏阵式来源于战场，表演节奏、节目的连贯性要强于阿昌族的驱瘟疫和掺杂祭祀的民俗活动。清朝乾隆年间(1766年)大量汉族移民来到这-带种植罂粟，也带来了汉族戏曲。阿昌族借鉴学习汉族舞狮、灯笼、戏曲，将虎皮、蛇皮表演方式改为纸裱的狮子、麒麟、牌灯。宗教祭词、说四句精练成绝句“四句”，将驱瘟疫的兽形图案放置在牌灯上。这个时期，云贵川三省的“社火”戏“花灯”，在云南大行其道，阿昌族也将原来驱鬼祭神的民俗活动加人了“灯”字。

阿昌族灯为“了愿灯”，汉族灯为“平安灯”“太平灯”，也称之为“生意灯”。汉族灯偏重于戏剧，戏曲节目多，台词精练，观赏性要优于阿昌族春灯。阿昌族春灯学习借鉴这些汉族春灯的剧目台本，也提高和改变了原有古朴笨拙祭祀为主的春灯习俗形式。梁河汉族灯有弄行(龙营)、盖端(界端)、大邦幸、龙抱树等。蒲川汉族灯有龙洒、新山，很有可能是原来自由演出的戏班。由于演出环境改变，不可能再用原来演出形式，于是学习参考了阿昌族“了愿灯”,将说“四句”加人，增强好声音、好口风，获得贺主接受。另外云南“花灯”戏流行，汉族借用“花灯”的“灯”扩大影响力。阿昌族春灯也开始强调原来“玩灯”的“灯”，传承发展。因此，汉族灯与阿昌灯，相互影响互相学习，趋于雷同。汉族戏曲表演由于受到地域和观众的限制，也学习采用了阿昌族“钻家灯”的玩法，也称之为“玩灯”。两个不同来源的“灯”，形成了名称相似，表演各有侧重的“春灯”。

二、从春灯动物图形了解春灯大致年限

在中国，社会公认的动物造型的出现，代表着一个时代艺术的发展走向。民间戏曲出现具有时代特征。从玩灯的动物图形，可了解“春灯”大致年限和传播者的偏好。

花灯是四川、贵州、云南地方戏种，起源于“社火”。“社火”转换成花灯后，云南花灯形成九支派。明朝中叶1454年前后，云南杨林人兰止庵写过《性天风月通玄记》戏本。1657年何蔚文写过五个传奇戏本。清康熙年间(1701年)云南开始出现专业戏班，清乾隆年间(1746年)秦腔、石牌腔、楚腔、弋阳腔等传入云南，丰富了花灯戏。花灯表演的形式以歌唱和舞蹈为主，少有独白。演员手持短扇、彩帕，器乐配乐多。每一种类型文化风俗的出现均有地域性和普遍性。梁河、腾冲汉族和阿昌族的灯文化也有这一特征，我们可以肯定玩灯”统一称谓，也是受到过花灯影响。

阿昌族春灯节目，早期并不复杂，节目少而精练，以说为主。随着春灯文化不断发展，在演出中引人《茶山调》《十大姐》《探干妹》，春灯学习采用了花灯伴舞和伴唱形式，但是，春灯舞蹈动作和唱腔明显弱于花灯。1701年之后始有“玩灯”或“春灯”名称出现。

丙岗灯有此说法，玩灯取自《西游记》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大宗地府还魂”，皇帝口谕玩灯，天下春灯盛行。《西游记》由吴承恩作，吴承恩生于1500年，1583年去世。《西游记》明朝刻本产生于1696年，清朝刻本有1748年、1819年、1839 年三次。云南地处边疆，交通不便，识字率底，书传播时间晚，1696 年排除。结合蒲川关璋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碑及相关联最早墓碑为清乾隆年间，1748年始有“春灯”名称出现，阿昌族春灯已有270多年至300余年历史。

三、从“改土归流”看春灯发展

明朝1407年《茶山长官司冠带把事张真后裔张大玄承袭供状》记载，奏称:“本司住居边隅，阿昌不通汉语，不晓中原事物，汉朝亦不知情，张真用言语引导夷民，钦差附从化夷有功。”当时就有人关注在滇西腾北阿昌族的存在清朝继续前朝事业，对阿昌族也同样关心。“钦差附从化夷”，春灯习俗有“教化”夷民作用。因此，春灯在阿昌族村寨中流行就不足为奇。

1726-1732年，清朝云贵总督鄂尔泰在云南继续推行“改土归流”，还大力推行教育，在云南设义学463所，解决国民治理问题。南甸“改土归流”情况:1730年间河西及盏西北部划归腾冲，1836年宋关五寨划编为腾冲，小土司辖地。1769年傅恒担任征缅经略，督师云南征缅，知晓南甸的重要性，奏请在南甸设置“南甸守备营，南甸守备营人数1000-3000人”，并在杉木笼、萝卜坝丙应、茂福、马鹿塘设置四汛，驻军千人，实行羁縻制度，对南甸、干崖、盏达、陇川、户撒、腊撒、勐卯七土司形成监视、为“改土归流”做好前期准备。1774年章凤边防驻军千余人移驻南甸城，南甸土司借瘟疫流行之故迁至那乱坡脚永安新城，离开守备营视线，躲避监控。1905 年云南巡抚代理云贵总督林绍年奏裁绿营。

腾冲为流官地，对于“改土归流”具有主导和引领的职责、因此，用“王化”和“文化”“教化”引导夷民是流官义不容辞的事。腾冲大小蒲川阿昌族春灯，应是 1726 年前后，在阿昌族较集中的大村子，如坝角、太和、那来、黑石河、蛮堆、蛮巷、蛮朵等这些村子逐步普及传播。春灯流传的先后顺序,应当是先大小蒲川，再流传至南甸。从采访中得知蒲川春灯有三百多年历史、梁河要稍晚一点，也应该有三百年左右历史。据了解，腾冲蛮朵村汉族麟灯，是从蛮巷阿昌族麒麟灯传承学习留下灯根。腾冲新华赛通村汉族狮灯，传说是从坝角阿昌族狮灯传承学习留下的灯根。

阿昌族春灯初期折子戏汉族化剧目的产生，应该是这个时期从腾冲传播而来学习借鉴的结果。祭灯神习俗与曲艺结合，春灯道具表演方式及剧目语言都是以此为模式标准传播到阿昌族村寨和附近汉族村寨，先腾冲蒲川，再到南甸阿昌族乡村，逐步丰富发展起来。

1774年之后，有可能由江西临川到南甸做官，并且熟悉民间戏曲创作的人，将蒲川春灯原有脚本，结合阿昌族地区的特点，对词句加以修改，并在阿昌族较为集中的村寨，选择宋哈(宋花)、盖端(界端)、弄坵、关璋、弄别,丙岗、芒展、沙坡，勐科、龙抱树、湾中、别董、小新寨、遮告(原为南甸辖地)等推行春灯。之后加以汉化学习训练，并移植嫁接到阿昌族原有的风俗之中，春灯文化向戏剧化曲艺迈进了一步。

四、阿昌族人是否有能力写作剧本及其他作品

近百年历史上，据查，梁河地区阿昌族没有出现过举人或进士之类的人最早有记录者是弄坵村郎大用，清朝嘉庆九年(1804年)出生，光绪十三年(1887年)卒，雅号“郎先生”，曾在弄坵村开办私塾，精通民间文化。在关璋、弄坵、弄别留下许多清朝光绪年间纸约地契字据，在玩灯中，擅长“讲四句”。关璋村嘉庆、道光、光绪、民国年间，能写田地纸约、能写分单的文化人有七人。嘉庆年间的曹啟林(1820年)读过私塾，有文化，能写田地契约。道光年间的曹大华(1825年)读过私塾，有文化，能写田地契约、天地纸、对联。咸丰、同治年间的曹自蒲(1852年)读过私塾，有文化，能写田地契约。光绪、民国年间的曹自彩(1890年)读过私塾，有文化，能写田地契约。民国年间到解放初，能写文契的有曹连玉、曹连明，读过私塾，有文化，能写田地契约。老关璋村曹连恩(1926-2018)享年92岁，年幼时到河东读私(小学)，有古文功底，识篆字，能写祭幛，可作四句，可抄录传唱剧本。

民国年间南甸、蒲川始有学校教育。丙岗村赵启平1913年出生，到九保读私塾(小学)，有古文功底，能写对联、祭幛，曾任土司分队文书，到过缅甸，会缅语，春灯演茶婆和毛家奶，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丙岗村俸(冯)本才1918-1992)，到九保读私塾(小学)，会珠算，到过缅甸，会缅语、傣酒可以做事务记录，祖辈即说四句，有“俸四句”之说，是说四句较好者之一。

大坪子曹自文，祖籍关璋，光绪元年由关璋迁到马茂大坪子定居，1910年出生，到朗蒲读小学，到过缅甸，会缅语、英语等多种语言，有一定写作能力1948 年出走缅甸，至今未回来。大坪子曹堂春，生于1929年，在马茂小学读过书、大坪子1951年至1953年归属腾冲清云乡政府曩宋小乡，曹堂春担任曩宋小乡乡长三年，写不起公文，后回村任大坪子一社社长，2009年病故。大坪子赵启宽，小名叫石宽，原是上弄别人，20世纪20年代出生，到大邦幸、朗蒲读私塾小学，有古文功底，有一定写作能力，不会写奏章对联。

上述各村这些人既懂汉文，也都是春灯村落的热心玩灯者，是阿昌族玩灯传承人。有没有人写作小说戏曲，春灯台本从何而来仍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的历史之谜。

五、南甸汉族迁入及阿昌族居住地变动情况

据《德宏史志资料》记载，汉族自元时已往来不绝，故昔日公文中，常有禁止汉人在土司辖地买田置地盘剥夷民等禁令，至明中叶(1500年)迁入定居者浸多。清乾隆(1766年)、道光(1821年)禁烟及洪杨杜发难，入居者愈众，山区全部为汉族所居有，坝区亦不少杂居，且善于经营，田地多为购买其他少数民族，以生产经济落后之故，渐迁避他属。全司经济为汉族掌握、大小事故，多以汉族人民为转移矣。有传说三国时代诸葛亮到了云南大部分地方其实诸葛亮只到了楚雄州金沙江一带、未到大理、保山、德宏、降服了孟获之后，便退回成都。

怒江以西最先居住的是蒲、骠等族，三国之后阿昌、金齿迁入。元朝又有蒙古人、契丹人、回族人迁入，腾冲成为蒙古、契丹、回族集中地，蒲、骠、阿昌、金齿继续往南甸一带迁徙。明朝时蒙古、契丹、回族往固东、曲石一带聚找，形成独特北方人群。蒲、阿昌、金齿继续往南甸、干崖、大小蒲川、芒市、遮放迁移。三征麓川之后，汉族迁入，腾冲坝成为汉族聚集地。明朝由于梁河东山梁子种植罂粟有利可图，至明中叶(1500年)腾冲一带汉族往大小蒲川和梁河东山梁子一带迁移。1656年至1658年南明王朝永历皇帝朱由榔从腾冲逃往缅甸，加之改朝换代，恐慌引导汉族逃往大小蒲川、梁河东西山梁子。1673 年清廷撤藩，吴三桂反叛。1678年吴三桂，病死于湖南，西南发生巨大人员变动。1769 年清朝征缅，满族、蒙古族、回族、汉族又迁入，腾冲、南甸民族结构与人口数量不断增多。

阿昌族迁徙情况。公元734-737年南诏征服诸诏，统一云南。阁罗凤时三万南诏兵士之中，永昌西就占三分之一，永昌西由于连年征招参战，人员减损大，防守空虚。贞元十年(794年)，南诏迁三浪诏、弄栋蛮兵士充实永昌之西，阿昌族到了腾冲、南甸、萝卜丝庄、干额(干崖)等地。南诏灭亡之时阿昌族又有人逃入，此为阿昌族大量迁徙到怒江以西的由来。元宪宗三年(1253年)，腾冲坝阿昌族随府酋高救内附，南甸、干额(千崖)总管阿禾、阿昌也归附元朝。缅人借阿禾、阿昌归附，入侵干额(干崖)、南甸。梁河东山脚一带阿昌族迫于战争逃往东山梁子，元朝大军在南甸与缅军激战，缅军惨败。元朝继续数次征缅甸，元朝之后阿昌族居住地为整个东山区。明朝中叶之后到清朝，阿昌族居住山脊部分陆续退出山脊，与半山区原有族人共居半山区。到回民起义之后，梁河东山山脊除黑脑子、石岩脚、菖蒲河之外，大多数退至半山区。这才是现在看到的梁河阿昌族分布于东山的居住分布情况。

“汉族自元时已往来不绝”不准确，应当是操汉语的人往来不绝。元代除蒙古人之外还有契丹、回族人、少量汉族，土人有蒲、骠、阿昌、金齿、卡拉等。当时各语言交流有困难，采用汉语作共用语，因此，操汉语者不一定是汉族。

阿昌族没有文字，凭借能唱会言、博闻强记的“白口才子”，将《使春牛》《大仙下凡》《茶公茶婆》表演得淋漓尽致，并且世代相传。阿昌人家一堂灯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着。春灯作为阿昌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对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阿昌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推动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稳定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